听他讲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亮了,似乎还沉浸在他过去的情境中,没有从他提供给我的那个氛围中解脱出来。好像我自己也回到了过去,正在跟他一起把那个根本无辜的佛像雕塑,正在怀着一万个不愿意,费尽全力往山沟里推下去,心怀愧疚,绝望无助。
但再睁眼看看现实,阳光灿烂,窗明几净,温馨和谐,充满着暖暖的幸福之感。简直有着天壤之别,云泥之判。现实和过去,今天和昨天,同样一个人,完全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人和鬼的差别。他昨天的生活,完全就是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表面上他是一个人,但他扮演着一个魔鬼的角色:不知道替什么人在残害无辜,毁灭信仰,泯灭良知。
我看着一脸和蔼,善良淳朴的马吉平,无论怎么样也难以想像他的昨天,过着那样一种让人匪夷所思的生活。而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我确实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而不是跟着他拆除寺庙,毁坏神像的连自己也感到是一个疯狂的人。不知道他今天有什么安排?还有什么活动?
我到这里来是有使命的,当然不仅仅是要了解他这个人,而是通过他这个人,了解他和他以外的人和事,以及他所处的环境。他过去的环境和现在的环境,这个小县城里人们的生活。既要有点,又要有面:点面结合,增加了解的广度;过去和现在的结合,增强了解的深度。既有广度又有深度,这样的采访质量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早晨起来,他从面袋里舀了一碗面,倒在面盆里,从水瓮里舀了一瓢水和着面。和好后用手蘸着水不停地搋着,又在上面扣了一个小盆子让面饧着,准备好,等中午回来后做发面饼子。
早饭以后,我帮他洗刷着锅碗,他站在镜子面前用电动剃须刀刮着胡子,仔细地端详着他的形象。边刮边说,荀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在我年轻的时候,三天五天都不洗脸,衣服也很长时间不洗,活得非常邋遢,有一种活一天算一天的感觉。现在人老了,反而穷讲究,总担心哪一点做得不好让人笑话。
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说,一个连活命都顾不上的人,大家都一样,谁还注重仪表面容?不光是你一个人,恐怕那个时代谁都是这样的。咱们今天有什么活动?我不光想了解你,也想了解整个县城和县域的情况,看看改革开放40年,你们整个县有什么变化。
好吧,他说,我们县最大的变化就是发展了水果业。如果没有水果,还是传统的大田耕作,只种玉米谷子,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根本谈不到发展。一亩地一千来斤玉米,抛掉投资,一斤八九毛钱,一亩地的纯收入也就几百块钱。就算有二十亩地,一家的收入也就万把块钱。子女上学,老人养老生病,自己的门户礼仪,根本不够花,连生存都是个问题。而二十亩地的梨和果,产值是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好几倍甚至是几十倍。村里在城里买楼房的,开小车的,没有一家不是有果园的。县里为了纪念我们的水果业绩,还修建了一座梨博园,咱们就参观梨博园吧。
收拾完房间,我坐上他的车,在柏油路上飞驰电掣。不到一个小时,我们便来到了那个新建的景点。车子停在大门外的停车点上,高大的门楼,雕龙画栋,上面写着三个大大的立体字“梨博园”。金黄色的大字在阳光的映射下熠熠生光。一条笔直的水泥路,直通到最里边。水泥路的右边,有一座不大的湖泊,湖边上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三个大字“鸳鸯湖”。湖水呈现着碧绿色,静静地映衬着蓝天。湖的旁边有一口深深的水井,水井似乎很古老。围着井口的石板,早已磨得光滑圆润。令人惊奇的是,井口还竖着一只古老的辘轱,摇把打磨得油光锃亮,上面还缠着一圈一圈的绳子。绳子还很新鲜,显然是现在才缠绕上去的。探头向里边望去,井水早已枯竭,只看到一个深深的黑洞。我站在井口边,让他用我的手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以作留念。
再往里走,就是一株一株的参天大树了。树冠苍天,树枝犬牙齿互,层层叠叠,非常古老,让我惊叹这梨树的生命之旺盛。树的周围打起了小小的围栏。围栏上的木牌上,根据梨树的特点,取了一些富有诗意的名字:龙腾虎啸,寿星报时,凤凰展翅,夕阳黄昏。对面建了一座有四五米高的观景台,木质的台阶,踩上去有一种对生命的依托感。站在高高的台子上,整个景区一目了然。对面是一块很大的草地,草地上建了一些小亭台楼阁,给游人以休憩之用。青草刚刚萌发,细腻地紧贴在地上,青翠欲滴,郁郁葱葱。抬眼望去,高远的天空蔚蓝蔚蓝的,偶尔有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过来,点缀期间,让天空显得更加蔚蓝辽阔。两面山坡上的树木和青草,正在吐着绿芽,萌动者朝春天走的脚步。
我们走下观景台,往右面拐上了一个小坡,是一座小巧的动物园。景区是不收门票的,动物园要收票,每人10元钱。马吉平要给我买票,我坚决挡住了:到他家白吃白喝,还让老人伺候着,无论如何这点钱不能让他花的。我买了两张门票,给了他一张。我们沿着通道走了进去。动物园并不大,也没有猛兽和大型动物,只有几只猴子和一些鸟。有鸵鸟,鹦鹉等一些常见的鸟。这对我一个从大城市来的人来说,实在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俩很快走了出来,我非常困惑,看着马叔说,怎么你不是说参观梨博园吗?怎么又像公园又像动物园?除了几棵大梨树,什么也没有呀。还有一座宾馆,怎么也跟这个梨博园扯不上关系啊。我们北京也有一个梨博园,在北京的大兴县。那可是真正的梨博园。到那里参观,就可以看到有关梨的所有的一切。而在你们这里,说句难听的话,完全就是个四不像:什么都扯上点关系,动物啦,景观了,但其实什么也没有。难怪这里除了我们俩连一个游人也没有,实在不能算是一个景点。
我说出了我的观感。
马叔笑笑说,你真不愧是记者啊,真是一针见血。刚刚建起的时候还红了一阵,因为媒体宣传,我们县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景点,还开了旅游专线,每天都有旅游专车。本地的,外地的也都来看过,但看了就后悔,就失望。特别是外地人,人家说还不如他们小区的一个花园好,没有任何观赏价值,完全就是赔钱赚吆喝。据说建这个景点花了几千万。重要的是,本来就没有这笔开支,用的是上级拨来的治理小流域的钱,完全就是资金挪用。当然也是巨大的浪费,这就是权力不受监督的最小的例子。一把手任性,一拍脑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集思广益。领导不是万能的,专业的事情必须请专业的人士来策划,不能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不然还要学者干什么?还要专家做什么?专家就是专门研究一方面学问的人。领导不是专家,不可能什么都懂。但他们是决策者,他们完全可以决定事情的成败和走向。这几千万的命运,就这样打了水漂。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土地都是征用的农民的,每年都要给人家交不菲的土地费用,还要养活那么多动物。我们俩给他们贡献的两张门票,二十块钱,恐怕就是他们今年所有的收入了。
他说着,裂开嘴巴笑了,我也跟着笑了起来。对于一个关心社会,热爱生活,注重公益事业的人,他这笑显然是苦笑。
依你说,这所谓的梨博园就不该建?要是建建成什么样的才好?
我探求地问他,想看看他这个农民水平高,还是书记水平高,跟这个梨博园的建设者决策者到底有多少差别?
你说我们这里缺的最多的是什么?他反过来问我。
贫困县,当然是钱了。而能产生钱的当然是产业。有了好的产业就有了钱,有了钱就能把贫困帽子摘掉,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吧。我回答道。
不错,正是这样,他说,所以我们建设这样一座梨博园,首先要考虑的是产业,考虑的是农民的利益,怎么样才能为农民创收。如果我是领导,我绝对不建设这个由水泥钢筋构成的冷冰冰四不像的东西的。而是要建成一座有生命的,真正能体现梨树和博物两大特点的真正的有生命的园林。
怎么才能达到你这样的目的呢?我对他的提法感到很新奇。
很简单,他说,把这个项目交给农业和科技局来完成。把这个沟里所有的土地分成小块,把全世界所有的梨树品种,只要在北方能够栽种的,全部移植过来。每一小块栽种一个品种,把这里办成梨树的试验田,交给拥有土地的农民管理,由农业和科技人员指导。到收获季节,让游客们到这里来采摘品尝。口感好的,销路好的,产量高的,容易栽培的,保留下来。没有经济价值的,再换上一种试种。如果经济价值高,根本用不着政府去推广。我们农民就会削尖脑袋去栽培种植的,就能把全县建成一个梨树品种大博园。到时候,就现在这样的地方,不红也不可能,自然就成为真正的旅游景点了,还能给农民创造很大的经济价值。全县还会有贫困户吗?我们政府领导的成绩就不用宣传,也会举世瞩目的,对他们的前途也帮助很大。这么好的事情,一个错误的决策就搞砸了。这里的农户每年都要向政府要征土地的钱,常常因此上访,把后任领导搞得焦头烂额,得不偿失。
我惊奇地望着他,我真怀疑我面对的是一个农民,一个没上过一天学的农民。我不得不把他当做专家来看,而且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看法,很有见地的思想者和操作者。
你不是人大代表吗?这么好的想法,你怎么不写进议案里,也许领导看到以后会采纳的。
我困惑地问他。
我们怎么能知道呢?政府的决策,人家是圈子里边转着的。而圈子里的人,哪个敢给一把手提建议?敢给提建议的人又不知道。如果这样重大的决策,放到人大政协会上,让大家讨论,恐怕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至少我会把我的想法写进我的议案里去的。但人家根本不让我们知道。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就是参加两会时,坐着车让我们去参观他们的政绩的。这个时候木已成舟,别说提建议了,只有大声地说好,一切都好。文人墨客还被组织起来,写诗歌散文,赞美这个景点如何了得。我们只能给人家拍手,就算你有勇气说出来,除了得罪人,甚用也没有了。
我惊讶地望着他,突然明白有一句谚语,叫山高皇帝远。越是偏远的地区,越是穷困的地区,权力越是大的不得了。有的甚至就是无法无天。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弱势群体,如果组织机构不能监督,就什么样的监督都没有了。不同于大城市,还有高级知识分子,还有记者媒体,而这样的小地方,权力就是一切。
那你能说说这都是为什么吗?我似乎有些明知故问地说。
一把手的权力不受监督吧。他说,当然也跟个人的素质有关系。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是诸葛亮的名言吧。诸葛亮之所以成为诸葛亮,除了他个人的智慧外,集思广益也是他一个最重要的人格特点。一把手权力本来很大,自己又把自负当成自信,从来不听外界的和专业人士的看法,任性而为。重要的是跟他的个人利益没有关系,几千万扔了,扔的也不是他自己的钱。如果这个产业是他的,他一定会精打细算,多方论证,轻易不敢下结论,不敢随便上马的。我们这小地方,也只当是一个缩影吧,比起全国来说,我们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全中国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几十亿的别墅,说拆就拆了,完全可以拍卖,把拍卖得来的钱保护环境,举办公益事业,对肇事者给予几倍或者十几倍的罚款,罚得他们倾家荡产也是一种巨大的惩戒,比判刑还要严厉得多。拆除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啊,成千上万吨的垃圾往哪倒?真不知道那些大人物是怎么想的。
像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是最大媒体的记者,面对着眼前这个经历坎坷的农民,就像个洗耳恭听的小学生。这固然跟我的工作风格有关,但最重要的是我现在的采访对像,他确实是一个值得我去请教的人。
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他说,我们现在真正的是法治社会,看一看你们媒体的报道,这些年平反了多少冤假错案?说明我们现在的政府,越来越重视法治了,所以对这个问题,一定要立法。如果不立法,像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很多。顶多算是工作上的失误,不可能追究领导的法律责任的。不管把工作干得砸到什么地步,无论把国家的钱财浪费了多少,这样的决策者仍然会踩着这样的政绩,光荣提拔,官越做越大,事越办越糟。
怎么才能用法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看着他说。
立法嘛,毛主席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们现在对贪污和受贿打击很大,中央巡视组一来,贪官污吏惶惶不可终日。可对由于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浪费的人,没有任何处罚。我们的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应该在刑法里面加一条罪,叫浪费罪。只要有了这样一个罪名,决策层的领导们,他就一定要慎重,就绝对不敢一拍脑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一想到这样做的后果,谁也不傻,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何况这样建设浪费后面的猫腻还有多少?我们局外人当然根本不知道。
我真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他这样一个人放在这个小县城里,完全就是一种浪费。他应该到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那样的机构里边,参与重大决策,一点也不比那些专家学者差。
他们没有做到的事情,我反而做到了。
上了车以后,我替他开着,他坐在副驾驶上,很有些自豪地说。
你做了什么?我看着前面的柏油路,似乎不太经意地问。
以前是政府强迫我栽树,我享受到了栽树的福利,就在自己的承包地里,开辟了一块梨树试验田。我通过网络等各种渠道,了解适合北方栽种的梨树品种,每一种都买上十几株,比较试种了几十种。在经过好几年的试验以后,终于找到了一种非常适合我们这里栽种的梨树品种,是一种甜度极高,颜色鲜艳的新品种。由于还没有命名,我根据我们自己的特点,我把它叫作嵎州红梨。产量非常高,口感非常好,每亩产量纯收入要达到一万多。我们村里的人是最早栽种这种梨树的人。县里领导还真不错,听到我试验成功以后,很快命令各乡镇推广,成为我们县继苹果产业以后,又一种新型的产业,成为我们农民创收的第二大支柱型产业。这大概是我当了好几届人大代表的原因。要不是年龄问题,我可能还会继续干下去,给我一个表达我思想和想法的平台,多少还是能起一点作用的。你来的不是时候,如果是秋天,收获的季节,一定会让你吃到我的嵎州红梨的。
他有一些自豪地说。
听着他轻描淡写的叙述,我不由得心生感慨:政府花了几千万,用水泥钢筋做成了一堆什么也没有用的东西。而一个历经生活坎坷的农民,用自己一点有限的收入,敢于创新,勇于探索,从政府强迫他栽种果树,到自己自觉自愿地来搞果树新品种的试验。强大的政府没有做到的事情,一个渺小的农民却做到了。这里的变化完全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这是一种历练,一种信念,一种思维的转变,一种新思想的形成。这要比单纯地栽种几棵树,赚上几万块钱,更要有价值,有意义的多。什么叫新型农民?不管他是成功还是失败,是赔了还是赚了。观念的转变就是最大的转变,勇于探索,敢于试验,不怕失败,屡败屡战,这才是真正的新型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