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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6章 【听不懂】
在外界，王学谦是一个有点神秘色彩的人，他不喜欢那种奢华的宴会，也不会过多的抛头露面，说些惊艳的场面话，甚至公开露面的次数也不是太多。
就他的属下来说，王学谦是一个让人头痛的上司。
‘头痛’的原因很多，他喜欢一次交代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的工作，然后让各个部门领会精神，做到符合预期的效果。
当然，这样的管理在民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民国官场延续了大清王朝的拖沓效率，大部分官员在满足自己的私欲之后，更多的是得过且过的心态。但是在浙江，这种心态的官员肯定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王学谦不经常上班，也很少来办公室，但是他却总是能够在关键的时候盯着一些部门，在错误还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挑破脓包。
抽查制度。
末尾淘汰制。
一把手责任制。
绩效考核制度。
……
不仅如此，更令人发指的还有流动小红旗，个人模范，集体模范……浙江的官员们感觉被玩坏了一样，一个个都蔫不拉几的。当然这些都是滥竽充数的官员，本身靠着关系在进入了官场。但年轻人，没有关系，出身一般的年轻人们，对于这些政策都非常认同。
甚至干劲十足，原因就是，任何一样政策，都和升职加薪联系起来。末位淘汰制可以让考核最差的那个人失去公职，也可以让一个临时工成为科员，甚至是官员，只要表现突出。
大部分没有升职希望的人，看到了升职的康庄大道。
所以，虽然中层官员有所不满，但他们的不满，完全被手下激情澎湃的工作热情给淹没了。甚至多数官员产生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危机感。一旦要是消极抵抗。他的副手，秘书，手下的职员，都有可能顶替他的职位，并做的更好。
荣誉感，紧迫感，无疑给浙江的官场打了一阵强心剂。
但这还远远不够，任何制度没有一个监督机制，将无疑成为一张废纸，一个所有人都不在乎的条文。
掌管这一切的是王学谦的族兄。王学礼。
说起王学礼，戴笠最有发言权。不过他的这位潜在的竞争对手在明面上的职务要比他光鲜亮丽的多，纪律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当然是王学谦兼任。
不像是戴笠，明面上是警察厅的副厅长，可实际上手下的力量都充斥在各地打探消息，说好听点是刺探敌情，说难听点就是特务头子。不过在民国，特务这个词并非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很多军队之中就有特务营，一般是师一级军队的标配，这支特殊的部队很少会担任正面进攻或者防御的任务，更多的是侦查、刺探敌情等等任务。
当然特务营的编制也不是一定的。有时候会看情况而定。
有些军官好大喜功，喜欢用警卫营代替特务营的作用。而有些军队干脆不设立特务营，但执行侦查等任务的分配的时候，还是选择特定的营连级部队。其实作用还是一样的。
戴笠是特务头子，王学礼也是特务头子。
让特务头子去稽查大部分官员的行为操守，虽说有些过头。但乱世用重典，就民国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中，敌对阵营的人要防止；中间派也要防范；连自己人的队伍中，也不得不让人担忧，队伍纯洁问题。
就比方说‘国党’，这个党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非常迷茫，一方面没有对手，让孙大先生失去了方向。
以前有满清，有袁世凯的时候，作为在野党，坚定不移的反对派、改革派和始终不移的革命派，收拢了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可‘国党’在同盟会时期就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思想教育。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导致‘国党’多次分裂最重要的原因。
孙大先生和章太炎之间的矛盾，之后又和黄兴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关键就是思想无法统一，从外面看，这是一个光鲜圆润的宝贝，掰开一看，一股子的腥臭味。什么人都有，什么龌龊事都干。仅仅从革命手段上，就五花八门，有的支持暗杀革命的，有的宣传军队革命的，有的认为只有呼唤民众才是革命最迫切的任务……
想法太多，谁也不让的时候，就出现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
再加上加入‘国党’太容易，鱼龙混杂，免不了会有一些野心家趁虚而入。当年的陶成章就是被老蒋亲自下手暗杀的，而原因就是作为同僚的陈其美觉得陶成章太过碍眼，处处和他作对。
当时的老蒋，是沪军都督旗下的团长身份，而陶成章是浙江督军。
两人的身份有着天壤之别，就身份来说，老蒋当时在‘国党’之内，最多也就是一个撑场面的帮众而已，陶成章的身份却是‘国党’真正的大员，他的死，直接导致了浙江从‘国党’的控制之中脱离，匆忙上台的蒋尊簋无法服众，加上在燕京的时候被袁世凯扣押。
最终，浙江的控制权落入了袁世凯的手中。
不得不说，自己人的背叛，甚至是争权夺利，在民国是最可怕的。因为对于敌人，暗杀也就是极限了，但是自己人就不一样了，栽赃，陷害，暗杀，无所不用其极。‘国党’如此，北洋军政府其实也差不多。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王学谦还真的不敢轻视队伍建设，肃清部分别有用心的人。
内奸，可不是在脸上有字的，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不过王学谦天生是个慵懒的家伙，对于工作的重视，往往让他的下属感觉绝望。一个礼拜抽出一天的时间，签署文件，大部分‘重要’的文件被他质疑之后，抱歉，再等一个礼拜吧。
因为在王学谦看来，除了救灾这种刻不容缓的紧急事务需要第一时间处理之外。其他都没有太重要的事。浙江的金融体系控制在他的手中，甚至民国的大半金融体系都受到他的控制。奸商翻不起浪来，在农业为主体的经济之中，少量的工业还无法撬动传统经济模式。而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之中，商人的囤积居奇，也是官员最头痛的问题了。一旦奸商被震慑了，基本上境内也就太平无事了。
所以，王学谦有足够的理由，劳逸结合的休息。
说他无为而治也好，说他消极怠工也罢。
反正浙江的税收蒸蒸日上。加上持续发行债券，募集基础建设的资金，至少3年内，工业的显著效果还改变不了整体的经济环境。
等到那个时候，他就该为浙江工业品的输出而头痛了，现在，还早着呢。
熟悉王学谦作息的人，很快就发现，最近的王学谦似乎勤快多了。基本上每天就会到政府大楼。然后去警备司令部，警觉的人嗅到了一丝不一样的味道，可能要打仗了。
在民国的官员之中，战争动员几乎不需要特别的开会传达精神。因为每个官员都很熟。浙江境内的战争算是少的了，但至少每三年一次的概率发生着，官员们多少有些习以为常了。
不过对于一些看王学谦不顺眼的人，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胜了。自然皆大欢喜，就算是有人天天盼着浙军打败仗，也不会表达出来。但一旦失败了。浙江的固有的体系将彻底的改变，弄不好，王学谦下台也是可能的。等着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失意人’们天天盼着王学谦给财政厅下达增税的文件，好感受到一点紧迫感，更多的是让他们的希望变得更加的殷实一些。
可让人失望的是，王学谦的督军府压根就没有好下达要增税的通知。不增税，怎么打仗？
而对外的宣传之中，也决口不提动用军队的情况。在湖州和嘉善的军队是不能动的，金华的第二师，还有拱卫杭州的第一师也不会动。只是从各地抽调了十几个营，组建了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已经入闽的第一旅和山地旅，就四个旅的作战兵力，还说不上是一场可以改变浙江政治格局的大战。
充其量就是边界冲突，至于和福建的李厚基，还是和江西的陈光远，就不得而知了。
实际上，要猜出对手不难。
只能是福建的李厚基，江西督军陈光远面临的麻烦要比福建的叛乱来的严重的多。虽说陈炯明在广州城内的兵变，让孙大先生再一次演绎了一把跑路先锋的感觉。可问题是，陈炯明在广东也不是他一家说了算，比他实力弱的许崇智手上的军队数量不多，但战斗力也惊人。他统帅的第一军中的精锐第一师师长邓仲元就是坚定的‘拥孙派’，和他不是一条心。
牢牢的控制着广东北部，韶关守将张民达就是许崇智部旗下的悍将，要不是陈炯明发动了兵变，张民达的独立旅早就出兵赣南，或是威胁湖南的鹰潭。江西督军陈光远所面临的压力一点都不小。
而且对于浙江来说，从衢州出兵，打通上饶至鹰潭的通道虽然容易，但对于控制江西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隐忧。
如果不是江西，那么一定是福建了。
这个时代传播消息不容易，更何况在刻意的屏蔽来自福州的消息的时候呢？
浙江境内，大部分人都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氛。可对于在泉州的孙传芳来说，他已经一屁股坐在了火山口上，要是运气背一点，就可能要万劫不复。
而泉州不明来历的军舰，让他想着提前出兵的计划不得不泡汤。只能让步兵抽调一个旅的兵力先走，而他留下，带着辎重部队和炮兵，雇佣英国人的轮船，从泉州港直扑福州。而在上船之前，他也无法放下心来，因为在他驱逐李厚基计划之中，关键的一个人，福建军务帮办王永泉还是模棱两可的让他有种想要生吞活剥对方的冲动。
孙传芳并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一方面，他对王永泉的野心太过清楚，二来，英国人的轮船不是那么好雇佣的，价格贵的让他想要和英国佬拼命。
好在安全是绝对没有问题了，英国人煞有其事的安排了一艘在厦门的军舰作为护航舰，让孙传芳终于能够松一口气了，一切等到了福州再说吧！
不过就算是到了福州，孙传芳也觉得不太保险，勉强在那张刻薄的脸上挤出了一点略带哭相的笑容，看上去很别扭，但没办法在英国人的船上，他至少要表现的亲和一些：“伍德将军，我的军队需要您的保护，如果您和您的军舰能够在福州的马尾港停泊一周，协助我们的军事行动的话，我代表我们的大总统对您感激不尽。当然，我们也是懂规矩的，会给予一定的报酬。”
区区轻型巡洋舰的舰长，肯定和将军这个称呼没什么关系的，大胡子的伍德舰长迷茫的看了一眼孙传芳，他觉得眼前的这个民国将军似乎脑子不太好。
他的军舰是护航军舰，保护的是英国的船队，他算是哪根葱？
尤其是对方试图用‘贿赂’，这等龌龊的手段，让一个高贵的绅士、海军军官，听命于对方的命令。这对于高傲的英国海军军官是莫大的侮辱，要不是帝国的公使坚持要支持曹锟政府，伍德舰长恨不得将对方从自己的战舰上一脚踢下去，喂王八。
伍德舰长浓密的土黄色胡须，遮蔽他脸上大部分的表情，但眼神中的不悦还是一览无遗的落在了孙传芳的眼中：“抱歉，我听不懂中文！”
更过分的是，伍德说这句话用的就是带着粤语口音的中文，这让孙传芳在诧异之余，有点摸不着头脑。
对方到底是几个意思？
嫌钱少？
大家一回生二回熟，只要有想法，慢慢谈吧！不会中文，骗鬼呢？孙传芳恼怒的暗骂：刚才那个鬼佬在和他用中文说话？还不是眼前这个英国佬军官？
一转眼就翻脸不认人，这是给脸不要脸啊！
而高贵的英**官也没有和孙传芳继续谈话的意思，转身走了。随后来了一个水手打扮的英国士兵，告诉孙传芳，船队要了，让他去客轮。(未完待续。)
就他的属下来说，王学谦是一个让人头痛的上司。
‘头痛’的原因很多，他喜欢一次交代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的工作，然后让各个部门领会精神，做到符合预期的效果。
当然，这样的管理在民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民国官场延续了大清王朝的拖沓效率，大部分官员在满足自己的私欲之后，更多的是得过且过的心态。但是在浙江，这种心态的官员肯定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王学谦不经常上班，也很少来办公室，但是他却总是能够在关键的时候盯着一些部门，在错误还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挑破脓包。
抽查制度。
末尾淘汰制。
一把手责任制。
绩效考核制度。
……
不仅如此，更令人发指的还有流动小红旗，个人模范，集体模范……浙江的官员们感觉被玩坏了一样，一个个都蔫不拉几的。当然这些都是滥竽充数的官员，本身靠着关系在进入了官场。但年轻人，没有关系，出身一般的年轻人们，对于这些政策都非常认同。
甚至干劲十足，原因就是，任何一样政策，都和升职加薪联系起来。末位淘汰制可以让考核最差的那个人失去公职，也可以让一个临时工成为科员，甚至是官员，只要表现突出。
大部分没有升职希望的人，看到了升职的康庄大道。
所以，虽然中层官员有所不满，但他们的不满，完全被手下激情澎湃的工作热情给淹没了。甚至多数官员产生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危机感。一旦要是消极抵抗。他的副手，秘书，手下的职员，都有可能顶替他的职位，并做的更好。
荣誉感，紧迫感，无疑给浙江的官场打了一阵强心剂。
但这还远远不够，任何制度没有一个监督机制，将无疑成为一张废纸，一个所有人都不在乎的条文。
掌管这一切的是王学谦的族兄。王学礼。
说起王学礼，戴笠最有发言权。不过他的这位潜在的竞争对手在明面上的职务要比他光鲜亮丽的多，纪律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当然是王学谦兼任。
不像是戴笠，明面上是警察厅的副厅长，可实际上手下的力量都充斥在各地打探消息，说好听点是刺探敌情，说难听点就是特务头子。不过在民国，特务这个词并非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很多军队之中就有特务营，一般是师一级军队的标配，这支特殊的部队很少会担任正面进攻或者防御的任务，更多的是侦查、刺探敌情等等任务。
当然特务营的编制也不是一定的。有时候会看情况而定。
有些军官好大喜功，喜欢用警卫营代替特务营的作用。而有些军队干脆不设立特务营，但执行侦查等任务的分配的时候，还是选择特定的营连级部队。其实作用还是一样的。
戴笠是特务头子，王学礼也是特务头子。
让特务头子去稽查大部分官员的行为操守，虽说有些过头。但乱世用重典，就民国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中，敌对阵营的人要防止；中间派也要防范；连自己人的队伍中，也不得不让人担忧，队伍纯洁问题。
就比方说‘国党’，这个党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非常迷茫，一方面没有对手，让孙大先生失去了方向。
以前有满清，有袁世凯的时候，作为在野党，坚定不移的反对派、改革派和始终不移的革命派，收拢了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可‘国党’在同盟会时期就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思想教育。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导致‘国党’多次分裂最重要的原因。
孙大先生和章太炎之间的矛盾，之后又和黄兴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关键就是思想无法统一，从外面看，这是一个光鲜圆润的宝贝，掰开一看，一股子的腥臭味。什么人都有，什么龌龊事都干。仅仅从革命手段上，就五花八门，有的支持暗杀革命的，有的宣传军队革命的，有的认为只有呼唤民众才是革命最迫切的任务……
想法太多，谁也不让的时候，就出现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
再加上加入‘国党’太容易，鱼龙混杂，免不了会有一些野心家趁虚而入。当年的陶成章就是被老蒋亲自下手暗杀的，而原因就是作为同僚的陈其美觉得陶成章太过碍眼，处处和他作对。
当时的老蒋，是沪军都督旗下的团长身份，而陶成章是浙江督军。
两人的身份有着天壤之别，就身份来说，老蒋当时在‘国党’之内，最多也就是一个撑场面的帮众而已，陶成章的身份却是‘国党’真正的大员，他的死，直接导致了浙江从‘国党’的控制之中脱离，匆忙上台的蒋尊簋无法服众，加上在燕京的时候被袁世凯扣押。
最终，浙江的控制权落入了袁世凯的手中。
不得不说，自己人的背叛，甚至是争权夺利，在民国是最可怕的。因为对于敌人，暗杀也就是极限了，但是自己人就不一样了，栽赃，陷害，暗杀，无所不用其极。‘国党’如此，北洋军政府其实也差不多。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王学谦还真的不敢轻视队伍建设，肃清部分别有用心的人。
内奸，可不是在脸上有字的，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不过王学谦天生是个慵懒的家伙，对于工作的重视，往往让他的下属感觉绝望。一个礼拜抽出一天的时间，签署文件，大部分‘重要’的文件被他质疑之后，抱歉，再等一个礼拜吧。
因为在王学谦看来，除了救灾这种刻不容缓的紧急事务需要第一时间处理之外。其他都没有太重要的事。浙江的金融体系控制在他的手中，甚至民国的大半金融体系都受到他的控制。奸商翻不起浪来，在农业为主体的经济之中，少量的工业还无法撬动传统经济模式。而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之中，商人的囤积居奇，也是官员最头痛的问题了。一旦奸商被震慑了，基本上境内也就太平无事了。
所以，王学谦有足够的理由，劳逸结合的休息。
说他无为而治也好，说他消极怠工也罢。
反正浙江的税收蒸蒸日上。加上持续发行债券，募集基础建设的资金，至少3年内，工业的显著效果还改变不了整体的经济环境。
等到那个时候，他就该为浙江工业品的输出而头痛了，现在，还早着呢。
熟悉王学谦作息的人，很快就发现，最近的王学谦似乎勤快多了。基本上每天就会到政府大楼。然后去警备司令部，警觉的人嗅到了一丝不一样的味道，可能要打仗了。
在民国的官员之中，战争动员几乎不需要特别的开会传达精神。因为每个官员都很熟。浙江境内的战争算是少的了，但至少每三年一次的概率发生着，官员们多少有些习以为常了。
不过对于一些看王学谦不顺眼的人，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胜了。自然皆大欢喜，就算是有人天天盼着浙军打败仗，也不会表达出来。但一旦失败了。浙江的固有的体系将彻底的改变，弄不好，王学谦下台也是可能的。等着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失意人’们天天盼着王学谦给财政厅下达增税的文件，好感受到一点紧迫感，更多的是让他们的希望变得更加的殷实一些。
可让人失望的是，王学谦的督军府压根就没有好下达要增税的通知。不增税，怎么打仗？
而对外的宣传之中，也决口不提动用军队的情况。在湖州和嘉善的军队是不能动的，金华的第二师，还有拱卫杭州的第一师也不会动。只是从各地抽调了十几个营，组建了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已经入闽的第一旅和山地旅，就四个旅的作战兵力，还说不上是一场可以改变浙江政治格局的大战。
充其量就是边界冲突，至于和福建的李厚基，还是和江西的陈光远，就不得而知了。
实际上，要猜出对手不难。
只能是福建的李厚基，江西督军陈光远面临的麻烦要比福建的叛乱来的严重的多。虽说陈炯明在广州城内的兵变，让孙大先生再一次演绎了一把跑路先锋的感觉。可问题是，陈炯明在广东也不是他一家说了算，比他实力弱的许崇智手上的军队数量不多，但战斗力也惊人。他统帅的第一军中的精锐第一师师长邓仲元就是坚定的‘拥孙派’，和他不是一条心。
牢牢的控制着广东北部，韶关守将张民达就是许崇智部旗下的悍将，要不是陈炯明发动了兵变，张民达的独立旅早就出兵赣南，或是威胁湖南的鹰潭。江西督军陈光远所面临的压力一点都不小。
而且对于浙江来说，从衢州出兵，打通上饶至鹰潭的通道虽然容易，但对于控制江西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隐忧。
如果不是江西，那么一定是福建了。
这个时代传播消息不容易，更何况在刻意的屏蔽来自福州的消息的时候呢？
浙江境内，大部分人都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氛。可对于在泉州的孙传芳来说，他已经一屁股坐在了火山口上，要是运气背一点，就可能要万劫不复。
而泉州不明来历的军舰，让他想着提前出兵的计划不得不泡汤。只能让步兵抽调一个旅的兵力先走，而他留下，带着辎重部队和炮兵，雇佣英国人的轮船，从泉州港直扑福州。而在上船之前，他也无法放下心来，因为在他驱逐李厚基计划之中，关键的一个人，福建军务帮办王永泉还是模棱两可的让他有种想要生吞活剥对方的冲动。
孙传芳并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一方面，他对王永泉的野心太过清楚，二来，英国人的轮船不是那么好雇佣的，价格贵的让他想要和英国佬拼命。
好在安全是绝对没有问题了，英国人煞有其事的安排了一艘在厦门的军舰作为护航舰，让孙传芳终于能够松一口气了，一切等到了福州再说吧！
不过就算是到了福州，孙传芳也觉得不太保险，勉强在那张刻薄的脸上挤出了一点略带哭相的笑容，看上去很别扭，但没办法在英国人的船上，他至少要表现的亲和一些：“伍德将军，我的军队需要您的保护，如果您和您的军舰能够在福州的马尾港停泊一周，协助我们的军事行动的话，我代表我们的大总统对您感激不尽。当然，我们也是懂规矩的，会给予一定的报酬。”
区区轻型巡洋舰的舰长，肯定和将军这个称呼没什么关系的，大胡子的伍德舰长迷茫的看了一眼孙传芳，他觉得眼前的这个民国将军似乎脑子不太好。
他的军舰是护航军舰，保护的是英国的船队，他算是哪根葱？
尤其是对方试图用‘贿赂’，这等龌龊的手段，让一个高贵的绅士、海军军官，听命于对方的命令。这对于高傲的英国海军军官是莫大的侮辱，要不是帝国的公使坚持要支持曹锟政府，伍德舰长恨不得将对方从自己的战舰上一脚踢下去，喂王八。
伍德舰长浓密的土黄色胡须，遮蔽他脸上大部分的表情，但眼神中的不悦还是一览无遗的落在了孙传芳的眼中：“抱歉，我听不懂中文！”
更过分的是，伍德说这句话用的就是带着粤语口音的中文，这让孙传芳在诧异之余，有点摸不着头脑。
对方到底是几个意思？
嫌钱少？
大家一回生二回熟，只要有想法，慢慢谈吧！不会中文，骗鬼呢？孙传芳恼怒的暗骂：刚才那个鬼佬在和他用中文说话？还不是眼前这个英国佬军官？
一转眼就翻脸不认人，这是给脸不要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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