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刘皇帝说得风轻云淡,但众臣一听,便立刻打起了精神,都意识到了,财税问题或许才是刘皇帝召见他们的真正目的。
但同时,都不由得心生隐忧,刘皇帝对当下财税制度的不满,表露的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始终没有大动作,最多提出些能够让上下接受的改良意见。
此时,方罢一任计相,又提起财税问题,很可能是又动财税的脑筋了,这就不得不让在场众臣们多几分警惕。
与吏治一样,税制同样是一个牵涉广泛的问题,从老成为国的角度考虑,轻易不能触动。反贪除恶,对付的只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还可以算作是帝国的自我调节净化。
这财税可就不一样的,那几乎是把方方面面都牵扯进去的,不只是勋贵、官僚,地主商贾,豪强乡绅,还包括全天下的为大汉提供税赋的黔首,这是真不可擅动的。
当然,并不是不能改,让人迟疑的,只是不知道刘皇帝打算怎么折腾,这才是最让人忧虑的。哪怕刘皇帝还没有图穷匕见,在场的大臣们已然打好了劝阻的腹稿......
“臣等恭闻陛下垂训!”太子刘旸开口了,拱手向刘皇帝道。
刘皇帝眼皮子抬了下,不答反问,道:“太子说说,大汉两税制度,其原则是什么?”
闻问,刘旸思忖片刻,以一种谨慎的口吻道:“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以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粟米......”
显然,在这方面,刘旸还是有些研究的,熟稔地说出几条大汉两税税制的几点核心要素。大汉税制,基本沿袭自中唐时开始推行的两税法,虽然到大汉有些细节上的删改完善,但要旨是没有多少改变的。
仅以税制而言,两税法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大进步,从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税赋制度向舍人税地的方向发展。
到了大汉,也沿袭其制,取其先进之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税法的核心原则,却在逐渐淡化,其约束能力,也在不断减弱。
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有限,并不足以支撑两税法的完美实现,而事物的发展一旦超过了客观条件,那往往是会产生问题了。
比较重要的一点,两税制下,土地买卖自由,土地兼并是不可不免的,甚至会以超出寻常的速度蔓延。而一直以来,刘皇帝又沿袭着自古以来,官府对土地兼并私有的控制政策。
当年所制定高额的土地交易税,便是其中举措之一,效果自然是有的,但究竟有多大,却是不容乐观,从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土地兼并成本呈现向卖地者倾斜的趋势,便可窥一斑。
一方面从法制上便确立了土地自由买卖的性质,一方面又想要干预土地买卖,控制土地兼并,这种自我矛盾的现象,在大汉朝并不少见。这也是刘皇帝总是想改变革新的原因之一,仅从个人视角出发,对这种矛盾便时感难受。
听完刘旸的回答,刘皇帝继续问道:“说得不错,只是这些原则,落实了几分?大汉每年的财税,是在逐年上涨的,但在具体的税务执行过程中,计税依据,贯彻了税制规定吗?”
“这......”对此,刘旸默然。
虽然此前没有深入地去了解过,但以他秉政多年的经验,以及同有司及相关官僚的交谈了解来看,在这方面,显然是大有不足的。
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官员们,在税务工作上,是越发急功近利,倾向于完成任务了。至于税制,大多只取其简,图省便,至于遵从贫富均等原则,兼顾公平,大多只停留在口头上,甚至早就被抛诸脑后了。
各地官府,能用心细致地去钻研税法的,都很少,都算有良心了。当然,以当下大汉的政治环境,朝廷中枢权威正盛,各地官府并不敢太肆意妄为,至少在正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压榨剥削的情况很少。
不是没有,只是一旦出现,就被从重、从严处置。但可以想见的,一旦朝廷监管松懈,抑或出现其他状况,以肉食者的贪婪本性,横征暴敛、苛捐杂税都会纷至沓来。
问题是存在的,别说刘皇帝,这些长年治国理政的大臣们,也同样清楚。但从来没有人就此进言,原因也很简单,保守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为了保证税赋稳定,民生“安定”,不得不抱残守缺。当然,隐晦些的则是,在现行税制下,对于勋贵、官僚、地主、商贾而言,是十分友好的。
利益导向往往带来行动,即便有看出问题的,要么位卑言轻,没有发言权,要么就是彻头彻尾的保守派。何况,目前的税制已经稳定运行几十年了,朝廷每年财税同样稳定,余地很大,远没有到需要改变的地步,何必折腾呢?
“看你这么犹豫,想来也是见识到了不少弊处吧!”见刘旸沉思,刘皇帝说了一句,而后又瞧向李昉、赵匡义等宰臣,道:“在座诸卿,都是由州部提拔中枢,都有充足的地方治政经验,也都说说,大汉现行税制,在执行过程中,都有哪些问题,出现了哪些弊病?”
面对刘皇帝的问题,众臣不约而同地沉默了。对于他们的沉默,刘皇帝也不恼火,很是自然地看向王祐:“王卿,西北算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地方了,你在西北任职多年,从州县到道司,可谓见多识广,你说说看!”
被刘皇帝点名,王祐自然不能再装哑巴了,想了想,应道:“户税以钱币缴纳,早年之时,为了缴纳税钱,大量农民百姓,不得不贱卖绢帛、粮食以换取铜钱。由此造成钱重物轻,百姓负担加重。不过,随着朝廷加铸通宝,流通天下,这种情况已然得到缓解......”
王祐此言,提出了一个问题现象,但同样指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缓解,好像就在提醒刘皇帝,问题不大,不要折腾了。
不过,刘皇帝可不吃这一套,又问吕端:“吕卿,你也说说看!”
吕端一副不动如山的模样,闻问,从容起身,拱手应道:“朝廷每年制定税额,其中一点,以天下各道贫富差距定额,各道亦以各州府发展情况分等,州府亦然,以此保证公平,富者多缴,贫者少纳。
然而到县以下,情况便发生巨大变化,官府职吏,自执税过程中,往往一概而论,罔顾贫富分等纳税原则,只求完成上司分派税收任务,不顾治下户民人身、土地、财产实际情况。
从而造成,贫富均等,居大邑与务小农者,缴税相当。同时,不少官府,仅以地域摊派,大富之区与贫苦之乡,税额相等,反使富者少缴,贫者多纳。
长此而往,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贫者入不敷出,为避正税,贫者宁肯抛耕舍业,而就富庶之乡......”
吕端一席话,可以说将两税制在执行过程中,一大显著问题给揭露出来了,别说刘皇帝了,就是其他人也都面色凝重,眉头紧锁。
“赵卿,你有什么发现?”刘皇帝语气似乎严厉了几分,盯着赵匡义。
赵匡义心下凛然,不过未见迟疑,张口便道来:“这些年,全国有不少失地百姓,然地去税存,税额不减,负担加剧。为此,或逃税,或逃身,或沦为佃户、雇工......”
赵匡义说完,刘皇帝又把目光转向李昉,这下,都不需刘皇帝开口询问了,李昉便主动叹息道:“朝廷正税,以贫富分等缴纳,然各家各户,财产多寡,土地多少,实难厘清,同时不乏隐匿财产、瞒报土地的情况,诸如此类,都影响到朝廷每年正课税入!”
李昉言罢,刘皇帝终于没再问了,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发出一阵有些渗人的笑声:“呵呵......”